古诗词里的法意与人生

古诗词里的法意与人生

2017-10-28 15:33

  前不久,中国诗词因才女武亦姝“火”了一把。娓娓道来的飞花令与“月”字相结合自是风雅,要是将古诗词跟法律相联系,又能出怎样的世界呢?

  中国传统律法有“民刑不分、诸法一体”的特点。从某个层面来看,中国古代的法律大多是刑法,因此,诗人们与法律的相遇往往是悲剧。不过,这反而让诗词在这种相遇中,从而一首首佳作诞生了。

  战国末期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曾在《五蠹》写下“儒以文,侠以武犯禁”,前五个字用来形容中国古代的文人阶层的确是再恰当不过。儒士除了忠君爱国之外,有着自身关于“修齐治平”的与抱负,一旦这一价值取向与君王的相左,儒士常常不愿,于是“诗法之战”便爆发了。

  唐宋诗人多官员,比如白居易的《歌舞》:“秋官为主人,廷尉居。日中为乐饮,夜半不能休。岂知阌乡狱,中有冻!”最后两句与杜甫的“朱门酒肉臭,有冻死骨”有异曲同工之妙,但杜诗写的是差距,白诗的“秋官”和“廷尉”则直指司员。秋官本为《周礼》中官名,后世用以代指刑部的官员;廷尉是掌管刑狱审判的官员,从秦汉至北齐一直是主管司法的最吏,唐代相应的是大理寺卿、少卿。

  身为朝廷命官的秋官、廷尉这般飞扬跋扈,司法的小吏也在古诗中有迹可循。晚唐著名诗人曹邺有《齐州推事毕寄本府尚书》一诗,其中对基层司法有着清晰的洞察:“……州民言刺史,蠹物甚于蝗。受命大执法,草草是行装……狱吏相对语,簿书堆满床。敲枷打锁声,终日在目旁……”

  曹邺当时供职于吏部,其所处的时代已经晚唐气象,司法为人诟病。及至宋朝,商业极度发展,文人轻商的思想得到一定,于是文人笔下的诗句不少与讼事相关。比如苏轼《寄刘孝叔》中的“保甲连村团未遍,方田讼牒纷如雨”;冯时行《隐甫圣可子仪同游宝莲分韵得郭字》中的“末俗竞芒忽,讼纸霜叶落”;陆游一度发出了“庭下讼诉如堵墙,案上文书海茫茫,酒酸朒冷不得尝,椎床大叫欲发狂。故人书来索文章,岂知吏责终岁忙”的“吐槽”……

  一方面,自古诗人多傲骨,另一方面,诗人太过性情、缺乏手腕,因而难以在庙堂丛林中立足,纵然能够立足也不易。诗人做官后,因为直言犯谏而的例子并不少见。唐朝诸多著名诗人如骆宾王、李白、王维都没少受之苦;两宋以文立国,但偏偏就是在这样的朝代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——当然,即便,诗人们也没有放过明志的机会,依然佳句频出。

  狱中诗少不了骆宾王的《在狱咏蝉》:“西陆蝉声唱,南冠客思深。”这首《在狱咏蝉》起笔便是典故。“西陆”指的是秋天,《隋书·天文志》里有“行西陆谓之秋,行北陆谓之冬”之语。相对仗的,“南冠”指囚徒,用的是楚囚的典故,先烈恽代英也有诗曰“留得豪情作楚囚”。《在狱咏蝉》中,西陆和南冠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词用得如此传神,可见也没能困住骆宾王浓浓的诗兴。

  与骆宾王同时期的诗人还有沈佺期。沈佺期因为受贿入过狱,但他写的《同狱者叹狱中无燕》却是为另一个的写的,首句是“何许乘春燕,多知辨夏台。”“夏台”指的也是,用的是桀囚汤于夏台的典故,用在这里分外凄凉。

  如果说骆宾王的狱中诗出名,那苏轼则是“诗案”出名。北宋发生了乌台诗案,苏轼因为写诗涉及“讥刺”圣上而受控,第一次品尝到凄凉无助的滋味。他写下的《狱中寄子由》之二,便有一句“梦绕云山心似鹿,魂飞汤火命如鸡”,其中的忐忑不安跃然纸上,丝毫不见其《赤壁赋》中豁然的影子。

  除了之外,诗人为官,也少不了被贬谪。所谓贬谪,大抵指的是因或犯罪而被降职或流放。古人忌讳“贬谪”二字,也有用“左除”或是“左迁”指代。相比,诗人身上的贬谪之事简直是家常便饭,唐宋两朝对文人相对宽容,贬谪也算是对官员较温和的“逐客令”了。

  或许因为司空见惯,诗人们对贬谪也颇为放得开,再加上一还能暂时忘记眼前的名利,苟且去看看诗和远方,作品反而可能落得豪迈。比如柳元的《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》,其诗如惊风密雨,意蕴非常:“城上高楼接大荒,海天愁思正茫茫。惊风乱飐芙蓉水,密雨斜侵薜荔墙。岭树重遮千里目,江流曲似九回肠。共来百越文身地,犹自音书滞一乡。”柳元因为参加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运动而遭贬,这首诗便是他在贬谪期间写的。这首诗还被柳元用来送给四位友人,他们跟柳元一样遭贬谪,其中包括刘禹锡。

  与柳元齐名的韩愈,因为一篇《谏迎佛骨表》,遭唐宪贬去潮州。他提笔便写:“一封朝奏九重天,夕贬潮州八千。欲为圣朝除弊事,肯将衰朽惜残年!云横秦岭家何在?雪拥蓝关马不前。知汝远来应有意,好收吾骨瘴江边。”清李光地颂曰:“《佛骨表》孤映千古,而此诗配之。”

  苏轼一生被贬过三次。第一次被贬至黄州,写了两首《寒食诗》。“来黄州,已过三寒食。年年欲惜春,春去不容惜”之句质朴无华。

  第二次是被贬惠州。此时的苏轼已经心如止水,比起之时其胸怀早已不可同日而语,诗作中已然没有愤慨之气,如这首《惠州一绝》:“罗浮山下四时春,卢橘杨梅次第新。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

  爱上惠州后,苏轼迎来了第三次贬谪,这一次的目的地是儋州,也便是到了海南岛——这已经是宋朝地理上的极致了。而在此时,苏轼更已经。此心,夫复何言?他的贬谪诗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也更为乐观积极:“参横斗转欲三更,苦雨终风也解晴。云散月明谁点缀?天容海色本。空余鲁叟乘桴意,粗识轩辕奏乐声。九死南荒吾不恨,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

  除和贬谪,更进一步的刑罚便是死刑。作诗讲究炼字,刑场之上不容多想,能屹立不倒喊出一声“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”已是不易,更别说作诗了。但出名的有文天祥,这位宋室临刑前写了两首七律,气势雄浑,其中“神归嵩岳风雷变,气吐烟云草树荒。南望九原何处是?尘沙黯淡茫茫”难以看出出自将死之人。与文天祥相对,奸相蔡京也有一首绝命词《西江月》,“八十一年往事,四千里外无家。如今向天涯”之句,倒也是情真意切。值得一说的是,蔡京其实只是被贬至岭南,后死于潭州,这首《西江月》是死前不久所作。

  法律着诗人,同时也给了诗人诗词的契机。我们希望法律的进化让诗人不再,但同时又无法忘却诗词因而散发出华光万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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